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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僑刊鄉訊>>《華僑華人歷史研究》
            【新移民與留學生】華僑華人在南歐中國留學生社會網絡中的呈現、作用與影響:基于西班牙的考察
            2025年10月29日13:30  來源:中國僑聯

            近年來,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不斷推進和中國企業的全球化發展,獲取更廣的國際視野、跨文化交流和全方位成長發展機會正成為中國人留學的新動機,留學目的地也日益多樣化。其中,以西班牙、意大利為代表的南歐國家正以其優質的教育資源、高性價比的海外生活及其文化圈群對中國戰略意義的不斷提升而成為中國學生的新興留學目的地。然而,與作為傳統留學目的地的英語國家或東亞國家相比,更為異質的文化環境也為這一群體帶來了更多挑戰。正如在西班牙、意大利當地報道與研究中所呈現的,中國留學生往往面臨著較大的跨文化適應壓力和消極的留學體驗。作為國際人才儲備和中外人文交流的橋梁,留學生所面臨的跨文化適應壓力以及由此產生的消極體驗不僅將制約個體的心理調適與學習效能,還可能造成個體在異國社會的被動邊緣化,進而導致其留學實效有限,橋梁潛力也難以釋放。

            在很大程度上,留學生在旅居國所重建的社會網絡對其跨文化適應發揮著重要作用,影響著個體的留學體驗和感知。在有關中國留學生跨文化適應的報道和研究中,來自東道國的“當地同窗”和來自祖籍國的“本國學友”是個體社會網絡中被普遍關注的兩個聯系人群體,圍繞二者對留學生跨文化適應作用和影響的討論尤為豐富。然而,對于兼具東道國制度身份(如國籍或長居)和祖籍國文化身份的華僑華人群體與留學生的關系,學界卻鮮有系統討論。對于身處南歐國家的中國留學生而言,這一群體恰恰是其社會網絡中不應被“遺忘”的重要潛在聯系對象。近年來,以新移民為主要構成的南歐華僑華人社群規模持續擴大,族裔經濟不斷突破創新,社會影響力和呈現度日益增強。與此同時,華僑華人群體對高等教育的逐步重視也提高了其后代進入當地高校的比例,甚至成為子女“大學入學率”最高的移民群體。這些變化使得留學生與華僑華人社群之間,無論在校內還是校外,都擁有了遠較之前更為多元的接觸場景和機會,也讓后者成為今天南歐國家中國留學生在跨文化適應中應當也亟需關注的社會關系要素。

            在此背景下,本文以南歐代表性國別西班牙為切入點進行考察,試圖揭示三個核心問題:西班牙華僑華人在中國留學生的社會網絡中有著怎樣的呈現?他們在個體留學期間的不同情境中發揮著怎樣的作用?他們如何影響個體的留學體驗和感知?對這些問題的探討,不僅能夠對國際學生跨文化適應現有理論提供補充,更可為建設海外留學生跨文化適應支持體系,優化留學體驗和實效貢獻著眼于海外華僑華人力量的新方案。

            一、西班牙中國留學生概況

            新中國留學生前往西班牙的歷史可以追溯到20世紀70年代,這幾乎與當代華僑華人向西班牙遷移的浪潮同時發生。但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西班牙都并非是中國留學生的主要目的地,直至1992年,在西中國學生人數不過104人。隨著中國與西班牙和拉丁美洲關系的不斷加深,中國國內對西班牙語人才的需求也逐步增加,這在激發中國人對學習這一語言的重視與興趣的同時,也使得掌握西班牙語成為了重要的競爭優勢。作為一種反饋,90年代下半葉開始,不僅中國國內開設西班牙語專業的高校和在校生人數快速增加,在西班牙中國留學生的規模也穩中有升。

            中國留學生真正大規模抵達西班牙應始于2007年。在這一年,中國舉辦了“西班牙年”,兩國政府不僅共同組織了大量活動進一步增進了人民彼此間的了解和友誼,還簽署了學歷學位互認協議,為中國學生赴西留學創造了便利。在此后的10余年間,得益于“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中拉命運共同體”的推動和伙伴關系的升級,中國同西語國家的政治、經貿關系得到快速發展。在此背景下,中國學習西班牙語的人數持續快速增長,中國高校與西班牙大學的學生交換協議不斷擴充,人才市場對高水平、復合外語人才的需求也不斷增加,赴西留學生人數隨之“水漲船高”,出現“爆炸式”增長(圖1)。2020年6月,在西中國留學生人數突破1萬人,成為西班牙最大的單一國家來源留學生群體。盡管近年來由于受疫情影響,這一群體數量一度下降至2015年時的水平,但其仍是該國繼美國和哥倫比亞后的第三大國際留學生群體。

            與西班牙華僑華人來源地構成的單一性不同,赴西留學的中國學生來自“五湖四?!保麄兣c華僑華人相似,主要集中分布在馬德里、巴塞羅那、巴倫西亞等城市,公立高校是其主要選擇。整體而言,前往西班牙的中國留學生大多有著較高的教育水平,赴西攻讀本科及以上學歷者約占90%,其年齡多在20~29歲之間,大部分人旅居時間在1年以上。盡管國內西班牙語專業本科畢業生長期以來是在西留學人員的重要組成部分,但隨著英語授課專業的增加與相對寬松的語言要求,近年來非西語專業學生正成為愈發重要的組成部分,這也使得留學生在專業的選擇上更為廣泛,除了經濟、文學和旅游等傳統上較為集中的專業以外,理工類專業比例亦有提升。然而,與這種多元性相伴的是個體所面臨留學生活考驗的增加。西班牙在地理距離上的遙遠和語言文化上的迥異給個體帶來了更大的跨文化適應壓力。這種壓力在學習生活、經濟往來、情感溝通和社交活動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現,構成了西班牙中國留學生所面臨的諸多困境與挑戰。因此,獲取當地社會支持以及適應異國留學生活成為每位旅西中國留學生必須面對和解決的重要問題。

            二、理論回顧:跨文化適應中的社會網絡

            盡管對于“跨文化適應”的定義不同學者并未統一,但學界普遍認為這應是一個包括經濟、社會、文化等多個維度,從初期的“沖突”到最終“兼容”或“融入”移居國的連續過程。一些經典理論強調其中個體的情感變化與主觀策略選擇的重要意義。然而,不可否認的是,移民對不同資源的尋找、調動和利用仍是克服跨文化適應過程中困難與挑戰的關鍵因素。而其中,移民在東道國的社會網絡——包括其新建立的在地社會網絡和同母國成員保持的遠距離社會網絡,都被認為是成功完成跨文化適應過程的重要資源。

            在這里,社會網絡強調的是個人、群體、組織之間的關系和聯系,因而個人的社會網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周遭世界的組成。當移民個體從一種文化轉向另一種文化時,他們在原籍國習得的行為模式和價值觀可能在移居社會中被證明是不充分和不適應的。新移民必須獲得在新社會中適用的社交技能并建立在地社會聯系,重構自己的社會網絡以減少自身在移居國的高度不確定性和孤立性。通過社會網絡,移民個體與不同聯系人之間不斷共享著資源和信息,這不僅能拓寬和豐富移民對移居國社會的認知了解,有時還能在物質和安全上帶來保障。不過,在現有研究看來,不同類別聯系人所發揮的作用并非是同質的,譬如,與東道國人民建立聯系可以加快個體對主流社會的適應,而與同籍國人員建立密切關系則能夠獲得安全感和強大的支持網絡,盡管這被認為可能對個體的文化適應進程帶來消極影響。除此之外,關系強度也被認為是社會網絡功能異質性的重要來源,而互動頻率是衡量關系強度的核心指標。基于此,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可劃分為“強聯系”(Strong Ties)和“弱聯系”(Weak Ties):前者指互動穩定且頻繁的人際關系,通常提供強大的情感支持和持續性資源;后者則以“點頭之交”的低頻率互動為特征,但其價值在于能夠跨越不同社交圈層,為個體帶來通過強聯系難以獲取的新信息和機會。

            作為有著更為明確目的的當代國際移民,跨國留學生在發生文化穿越時同樣需要經歷文化適應的過程并面對一系列壓力與挑戰,即便有的時候這種遷移的距離與時間都較短。而在這一過程中,社會網絡依然能夠對留學生適應異國學習環境帶來顯著影響,尤其是同東道國同學建立友誼被認為能夠較好地促進個體的留學適應進程、提升學生對異國生活的滿意度和留學體驗。具體到中國海外留學生而言,與來自其他國家的學生相比,中國留學生被認為承受著更多的適應困難、心理壓力和消極情緒,其中,語言文化差異、環境陌生、歧視感知和思鄉情感是該群體面對的主要跨文化適應挑戰。盡管現有研究同樣關注到了中國留學生社會網絡對此帶來的影響,但其分析框架仍多局限于國際學生研究的傳統范式——集中于對東道國同窗與本國學友的雙向互動考察,尤其在有關南歐國家中國留學生的相關研究中,留學個體與二者的社會關系情況被認為對其跨文化適應和留學體驗有關鍵作用,個體的邊緣與沮喪感在很大程度上來自于其難以同東道國學生建立緊密的友誼關系,處于和同籍國留學生的封閉“圈子”之中。

            盡管這些研究所提供的成果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但基于學生群體和“東道國”與“祖籍國”的二分考察也帶來了理論“盲點”——其尚未能充分觀照海外華僑華人這一中間群體:他們既通過公民身份或長期居留權獲得制度性的社會身份,積累了在地化的生存智慧與社會資本,又憑借文化基因的賡續維系著與祖籍國的情感紐帶。這種獨特的復合型身份使其在留學生社會網絡中的作用與“東道國同窗”或“本國學友”有所不同。然而,現有研究存在明顯的理論簡化傾向:在涉及社會網絡聯系人主體分類時,一些已有研究往往將海外華僑華人群體與同籍國留學生進行同質化處理。這種分類方式不僅忽視了該群體在制度嵌入性、文化適應性方面的顯著差異,也遮蔽了其作為聯系主體可能產生的不同作用,特別是當留學生面臨文化適應困境時。因此,將海外華僑華人區別開來,分析其在留學生跨文化社會網絡中的呈現、作用與影響,既有必要性也有重要性。

            三、研究設計與操作

            本文旨在探究西班牙中國留學生社會網絡中華僑華人的呈現、作用與影響。基于對當前赴西中國留學生特點的梳理,我們選取了在西留學至少一年、年齡介于20至29歲之間、正在攻讀本科及以上學位的中國學生作為研究對象。在地理范圍上,本研究并未加以預先限制,但重點聚焦于中國留學生與華僑華人社群的主要聚居地——馬德里和巴塞羅那,以確保樣本的多樣性和代表性。

            在研究方法上,我們采用了基于半結構訪談定量與定性研究相結合的方法。在訪談中,研究小組首先采用社會網絡測量中常用的“提名法”(Nomination Method),要求受訪者盡可能多地給出其在留學期間的聯絡人名單,以從中確定華僑華人聯系人在個體社會網絡中的呈現情況。為此我們分別詢問了受訪者在四個常見情境——同時也是跨文化適應中的重要維度,即日常學習生活、經濟往來、情感溝通、社交活動中具有較為緊密關系的聯系人,并評價其間的關系緊密程度。隨后,我們鼓勵受訪者進一步回憶、描述和分享與不同聯系人在西班牙的互動情況,從而盡可能多地收集材料以分析其中華僑華人聯系人在不同場景中發揮的作用。最后,我們要求受訪者對自己目前在西班牙留學的滿意度、機會感知情況和留西發展意愿進行評價。在后續研究中,我們將以之為因變量進行定量分析以實證華僑華人聯系人對在西中國留學生體驗和感知的影響。為避免對受訪者造成可能的誘導或干擾以確保結論的可靠性,我們并未向受訪者強調研究小組對華僑華人的關注或要求其提供華僑華人聯系人,所有受訪者只需如實報告其目前在西班牙的聯系人情況。

            在具體實施過程中,本研究采用目的抽樣法招募受訪者,通過社交媒體平臺和推薦介紹,最終確定了30名符合條件的中國留學生作為研究對象。樣本包括16名男性和14名女性,其中本科生7名、碩士研究生15名、博士研究生8名,平均留學時間為3.3年。受訪者分布于西班牙8個城市,其中20人來自中國留學生和西班牙華僑華人的主要聚居地馬德里和巴塞羅那。所有訪談于2024年6月至8月期間以線上一對一的形式完成,每次訪談持續至少一小時,確保每位受訪者有充分時間表達對特定主題的看法。本研究嚴格遵守倫理規范,確保所有參與者在充分了解研究目的后自愿參與,并確認訪談不會對其造成任何不利影響。

            四、研究發現與分析

            (一)社會網絡中華僑華人的呈現

            本次所獲得的30個樣本在西班牙擁有的社會網絡規模在7~26人之間。其中,22名受訪者提及其與當地華僑華人有著穩定聯系,每名受訪者擁有的華僑華人聯系人數量在1~7人之間,占其社會網絡總規模的5%~36.7%,這表明擁有華僑華人聯系人在旅西留學生中是較為普遍的現象,甚至在一些案例中還是主要構成群體。在關系強度上,近半受訪者擁有關系“十分緊密”或“緊密”的華僑華人聯系人,這意味著對于在西中國學生而言,其與當地華僑華人聯系人之間并非僅存在“弱關系”,“強關系”同樣具有普遍性。從關系性質來看,相關聯系人與留學生個體所構成的互動社會身份具有多元性,在不同案例中華僑華人聯系人可能是留學生的朋友、親屬、伴侶、老師、房東或老板,這也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該群體與受訪者關系的多層次性和廣泛性。當我們將不同案例所提供的社會網絡進行疊加并突出顯示華僑華人聯系人時,便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群體在旅西留學生日常學習生活、經濟往來、情感溝通和社交活動四個具體情境中的呈現情況(見圖2)。

            不難發現,華僑華人聯系人在四個情境中的呈現情況不盡相同。有更多的受訪者表示其在“學習生活”和“經濟往來”層面與華僑華人聯系人存在穩定互動,其中,老板和房東是對應聯系人的主要社會身份,留學生與之保持“強關系”與“弱關系”的情況兼有之。在“社交活動”情境中,以朋友身份出現的華僑華人聯系人幾乎具有“壟斷”地位,他們與受訪者之間的關系主要體現為穩定且緊密的“強關系”;相比而言,在“情感溝通”方面我們獲得的有關華僑華人聯系人的報告相對有限,但在所有有關案例中,華僑華人聯系人都與受訪者保持著穩定且緊密的“強關系”,朋友、情侶和房東是其主要身份構成。

            1.學習生活:支持者與幫助者

            作為一群有著特定旅居意圖的國際移民,學業發展是在西中國留學生的主要目的與核心訴求,而日常生活則是其重要的基礎準備與校外延伸,在很大程度上,二者一體兩面,密不可分,因而“學習生活”也構成了這一群體在海外留學的主要情境。對于遠道而來的中國學生而言,適應當地的生活環境是首先需要面對的挑戰。一方面,學生需要處理一系列必要的生活問題,如租房、銀行開戶、準備居留和入學手續等具體工作,而另一方面,他們還必須逐步了解和熟悉當地的文化、規則與習俗,為在異國學習做好長期準備。這些對于“初來乍到”的中國學生而言都構成了壓力與困難,尤其在一些方面西班牙社會還存在針對外國人的歧視性政策。對于這些問題,華僑華人聯系人往往能夠發揮重要的支持作用,這不僅是因為他們與留學生有著相同的語言文化,在交流上更為順暢,更重要的是其在當地具有的物質條件和豐富的在地經驗能夠為后者提供切實的幫助,這也使得同社會網絡中華僑華人聯系人進行并保持穩定互動成為了一種普遍現象。正如我們在本研究的案例中所見,他們既能夠為留學生提供居住場所、具體的材料和手續辦理、解決其生活上的“燃眉之急”,也能向留學生提供自己的經驗見解,為他們在西班牙的生活答疑解惑。

            “當時來這兒讀語言的時候,剛來什么也不懂,他帶著我們辦各種手續,提高了我在西班牙的生活體驗,要不然就是像無頭蒼蠅,不知道去哪兒弄這些東西,對我的生活幫助很大。到今天我們的來往仍然密切?!保ㄊ茉L者16)

            “假期的時候我在一個咖啡店里面做咖啡,老板十一二歲就來到這邊,算是華僑。這個老板人還是挺好的,會幫我解決一些生活上的問題,告訴我哪兒有好處的,告訴我這邊有一些手續怎么辦理,給我講一些這邊人他們的那種思想或者社會文化方面的東西。(受訪者27)

            作為“留學生活”的另一面,也是整個留學生活的重中之重,學業發展是每個留學生的關切所在。然而,正如前人研究所揭示的,西班牙語水平的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中國學生的學習情況,并給學業發展帶來了壓力。盡管就讀西班牙高校至少需要B2以上的語言水平,但事實上很多時候其并不足以完全應對復雜的專業知識,尤其是在不同地區還存在方言授課的情況。與其他國家的中國留學生所普遍采用的策略相似,旅西留學生之間同樣能夠形成緊密網絡,通過相互協作,共享信息來減輕日常上課壓力。然而,這種方式在面對困難問題和復雜作業時便會失效。同時,語言水平的不足與文化差異的壁壘又限制了他們從本地學生處獲得解決辦法的效率和可能性。隨著西班牙華僑華人社會的發展,近十年來,華二代群體在當地大學中的比例不斷攀升,這使得華僑華人同學成為了除本國同學和東道國同學之外中國留學生可以聯系與求助的潛在群體:一方面,他們對當地語言文化和教學方式的熟悉能夠補足中國留學生的相應能力和信息缺失,以應對課業困難,而另一方面,二者在祖籍國語言文化和體驗上的共性往往還能喚起彼此的“同族情誼”從而推動長期支持關系的形成。在本研究的案例中,華僑華人同學成為留學生在這一情境下的重要聯系人,在后者的社會網絡中占有重要位置。通過華僑華人同學的幫助和支持,中國留學生能夠有效減少學業壓力,并在學業中獲得更佳成績。

            “我學習上,語言上我可能有問題,我有的聽不懂。我們班有當地長大的華僑華人,他們的語言可能好一點,我會去問他們……她是雙語家庭。中西語都很好,她還會講當地的加泰羅尼亞語。班上只有我們兩個人講中文,我們兩個人說話都是加密的在班里,我們關系很好?!保ㄊ茉L者13)

            “我們班的同學有華僑,語言比我好得多,在學校也會比較照顧我。有什么不懂的我都會問他們,因為溝通起來相對比較容易。之所以認識是因為剛開學他跟我主動打招呼說同學你好,我是華僑。后來大家慢慢就熟悉了。就這樣我們做了三年的作業,拿的都是高分?!保ㄊ茉L者17)

            有時,這種幫助并不僅限于在日常課堂或是作業之中,一些留學生還可能從華僑華人聯系人處得到更為重要的支持,為其學業發展甚至是順利畢業提供了關鍵助力。

            “我的二房東,中國人,他和他的幾個朋友創辦了一個醫療咨詢公司。因為我這個碩士是強制實習的,實習要占學分的,之前有段時間我實習一直沒有眉目,他說實在不行,到時候他可以幫我,就是開一個實習合同,去他公司實習,可以解決學校這個學分的問題?!保ㄊ茉L者22)

            2.經濟往來:便利者與開源者

            相比于英美澳加等主要留學目的地,西班牙的生活費和學費都相對較低,而這也是西班牙成為新興留學目的地的重要因素之一。其中,學費作為一筆固定支出一般由家庭承擔,留學生本身并不需要為此過多考慮。但在西班牙的生活費作為一筆持續性支出,則往往需要依靠家庭的跨境匯款支持。在本次調研的樣本中,不同受訪者在西班牙的基本消費在每月600歐元~2000歐元之間,而一旦當月有外出就餐、旅游、聚會或其他活動時,這一費用往往需要上浮20%左右,尤其是近年來隨著世界范圍內的經濟蕭條、匯率走高、西班牙物價大幅上漲,這一費用仍有上升趨勢。因此對于很多家庭而言,他們的匯款頻次和金額也出現升高。中國國內對于外匯的管理機制和西班牙銀行對中國人賬戶的嚴格監管甚至區別對待,使得很多時候來自國內家庭的匯款在面臨匯率損失和高昂的手續費之外,到賬時間也并不及時。盡管個體仍可以通過信用卡等其他支付工具暫時應對,但這種經濟聯系方式仍在一定程度上為在西留學生的經濟情況帶來了壓力和不確定性。對大多需要在中國與西班牙之間進行跨國實踐或維系跨國關系的西班牙華僑華人而言,其對于兩種貨幣的需求兼具,尤其在涉及小額國際轉賬、電子支付和繳納其他中國國內相關費用時,他們同樣期待有更為直接和及時的貨幣兌換方式。這種需求互補使得當地華僑華人愿意在相關法律法規許可的范圍內為這一群體提供便利,進行小額的貨幣兌換或直接以人民幣進行經濟往來,這不僅為留學生節省了額外支出,還規避了可能存在的風險與不確定性。因此,與社會網絡中的當地華僑華人聯系獲取經濟往來上的相關便利成為不少留學生的選擇。

            “我們那個房東是中國人,付房租轉微信就行。我也會找當地的中國人換錢,因為這樣的話匯率低一點,他那邊愿意換錢好像就是為了不交手續費。他們給的那個匯率很低,就是比正常銀行匯率低0.3。反正每次換個1000歐,換完了我就存銀行卡里了?!保ㄊ茉L者23)

            在這種“各取所需”的即時交換方式之外,華僑華人同樣能夠為留學生提供暫時的資金周轉,盡管這并非總是實際發生,但不少留學生提到,若遇短期資金需求,其社會網絡中的華僑華人聯系人往往能夠提供便利,而這進一步減少了留學生在經濟方面的潛在壓力。

            “我房東就是在這邊的華人,我們一起住,天天見,我要找她借錢肯定沒問題。我為什么會這么說?就是比方說房租,或者是其他費用,她要求時間沒那么嚴,就是房租并不是說每個禮拜前幾天必須都交給她。不一定給她歐元,人民幣也可以?!保ㄊ茉L者10)

            “他從小在馬德里生活長大,就那種富家公子哥的感覺,開百元店的。我們關系比較好,有時候手頭緊,就會讓他先給我墊一下,過兩天還給他。”(受訪者6)

            雖然家庭的支持構成西班牙中國留學生生活費用的主要經濟來源,但對于大多來自工薪家庭的這一群體而言,這種對于父母經濟的依賴在很大程度上也為個體帶來心理負擔。因此,不少在西留學生期待通過勤工儉學、半工半讀來補貼己用或是應對額外花銷以減少自己和家庭間的經濟往來和壓力。盡管持有留學生居留被允許有條件地在西班牙進行工作,但這些要求往往難以實現且可能影響學業,因此打零工、做兼職便成為這一群體更為期待的開源方式。然而,對于“人生地不熟”且語言文化仍在不斷適應的中國留學生而言,他們往往缺乏相關信息,當地社會所能提供的此類機會也相對有限。而在這方面,社會網絡中的當地華僑華人聯系人便發揮了重要作用,無論是“強關系”人還是“弱關系”人都能夠依托自身資源直接或間接地為留學生推薦兼職機會或信息,甚至為他們提供畢業后的長期工作可能,從而有機會“永久”解決其在西班牙對經濟來源的擔憂。

            “我不是加入了本地華商組織嗎?那這個工作資源相對來說就比較豐富了。他們能夠提供給我一些臨時性工作,比如說來了一個某地方旅游的團隊,我可以幫他做一些翻譯什么的。”(受訪者18)

            “我房東是華僑,現在我在他那里打工。他家是開酒吧的。他說我以后要是畢不了業或者找不到工作,就跟他干。如果我畢業后想找其他工作的話,他也可以幫我了解?!保ㄊ茉L者6)

            “我幫(當地華人老板)運營他餐廳的Instagram、小紅書,還幫他設計菜單、更新菜單這些東西。我老板還會把我介紹給他的朋友,也是華人,讓我幫他做攜程賬號。他們會幫助我找更多的工作,我感覺就是四面八方財?!保ㄊ茉L者11)

            3.情感溝通:陪伴者與筑“家”者

            如果說學習生活和經濟往來更多地構成了在西留學生對外在客觀環境的適應壓力,那么在情感溝通層面個體面對的則是來自內心和精神世界的困難與挑戰。但對于遠在萬里之外的旅西中國學生而言,實現情感溝通卻遠不如在國內時方便順暢。盡管在情感溝通情境中,得益于發達的社交網絡與通訊工具所帶來的便捷和即時的聯絡方式,大多受訪者的社會網絡仍包含了其在國內的父母、親屬與朋友,但遙遠的地理距離與時差讓他們難以繼續如在國內一樣,與這些聯系人維持著先前的溝通頻率。而且,由于害怕父母擔心或打擾朋友工作休息又或是感覺他們無法實際解決問題,個體與他們關系的緊密程度也有所降低,這使得情感溝通情境中個體社會網絡中的國內聯絡人所提供的陪伴較為有限。因此,當留學生在西班牙遭遇學業壓力、文化沖突等現實困境,并由此衍生出孤獨、焦慮等負面情緒,期待傾訴和溝通時,國內曾經熟悉的聯系人往往“遠水不解近渴”,這也在很大程度上帶來了個體在西留學時的情感空虛和孤獨體驗。盡管東道國同學與旅西留學生有著更多的時間和空間交集,但情感溝通的重要基礎——信任感卻難以在二者之間形成,在語言文化的差異下,不少受訪者表示難以理解和相信當地人或其他國家的留學生。相比而言,在中國留學生這一群體之外,個體網絡中的華僑華人更能在情感溝通情境下發揮“陪伴者”的作用,傾聽留學生的訴求并在溝通中不斷排解其負面情緒。在一些受訪者看來,他們比起國人言行更為簡單純粹,與西班牙人相比又懂得中國社會的文化和準則,這種跨文化特性使得他們成為了不少中國留學生在西班牙理想的情感溝通聯系人。

            “我男朋友是中國國籍但在西班牙長大,父母在這邊做生意。一般來說,這邊華人的家庭條件都不錯。我也有一些女同學找的是西班牙人,但西班牙人不僅特別摳還花心,不會輕易把你看作伴侶,所以我們在西班牙留學也更想找有中國血統的。說實話,在這邊留學的話,很孤獨。所以他是我情感的一個出口,給我深度的情感陪伴?!保ㄊ茉L者1)

            有時,對于當地華僑華人而言,同留學生的溝通同樣能夠喚起一種對遙遠祖籍國的興趣、感知和想象,對于華人1.5代和二代尤是如此。作為徘徊在中西之間具有雙重身份的“夾縫人”,他們也期待從來自中國、與自己同根同源的同齡人處獲得一種歸屬感,而這種雙向的“情感奔赴”也進一步加強了留學生與他們之間的聯系。

            “她算是土生土長,平時可能一年回中國一個星期看看爺爺奶奶。我們每個星期都聊,曾經假期一起住了一個星期,關系非常好……她覺得自己也是華人,人單純,好說話,她也覺得我很好。她說我是她認識的第一個中國朋友,關系就很好,給我提供了陪伴和情緒價值?!保ㄊ茉L者19)

            “她7歲就移民過來了。她是我在西班牙這邊唯一一個比較好的、比較親密的朋友,一上課我們就聊,下課我們就會微信八卦,她讓我沒有那么孤獨。她融入得很好,就和當地人一樣,但想法卻很中式,她很想回國發展和體驗。她問我最多的問題是以后的發展,是否要回到中國?!保ㄊ茉L者13)

            在一些案例中,留學生社會網絡中的華僑華人聯系人所提供的不僅僅是一種朋友間的情感陪伴,而是一種更為強烈的情感依托與歸屬感,這使他們扮演著家人或者“準”家人的角色,為留學生提供了一種與“家”相似的情感支持、慰藉和安全感。作為滿足個體基本心理需要的場所,“家”對于中國人的意義尤為重要,甚至是國人之社會取向的首要成分,因此,對于離家萬里的西班牙中國留學生而言,在異國尋找“家”的寄托并試圖將之重構并不難以理解。然而,比起單純的朋友角色而言,在基本的語言文化共通、三觀相似的基礎之外,“家人”角色所能提供的情感依賴與安全感往往要求扮演者有著較留學生個體更為可靠的能力,而在西華僑華人因其突出的在地經濟基礎、豐富的跨文化社會經驗更可能為中國留學生提供這種依靠,成為他們在西班牙“家”的潛在構筑者。在某種程度上正因如此,我們看到比起東道國群體和中國留學生群體而言,受訪者社會網絡中的華僑華人聯系人更能讓他們在西班牙擁有一種“家”的情感體驗。

            “我的室友是華僑,我們很熟悉,我們的相處模式,其實挺像家人的,就是每天我們會一起做飯,一起出去遛彎兒。這種看似比較平淡的一些東西,其實會加深我們中間的這個羈絆。我和同學會聊一些話題,會關心對方在干什么,但是你不會說你每天吃喝拉撒想跟她見一面這種。她給了我一種家里的感覺,讓我每天回家會有盼頭?!保ㄊ茉L者22)

            “他應該屬于僑二代,是溫州人。他父母是做生意的,店鋪發展很好。他空余的時間都是和我在一起。我的成長經歷是從來沒離開過家,但在這里我經常變更住所,每次搬家都是我獨自在那里,非常無助,我男朋友會來幫我搬家,他帶我出去玩,上次生病還是他開車送我去急診。他為我提供了情感寄托,也比較穩定?!保ㄊ茉L者3)

            “我的房東也是華人,他們是上海移民過來的,兩口子對我都特別好。學習上可能幫不了我,但是生活上一些吃喝或者是一些感情問題他們都會給我一些建議。和他們在一起就像在自己家一樣,我覺得他們和我的長輩一樣。”(受訪者13)

            4.社交活動:同行者與搭橋者

            在“點對點”的情感溝通和互動之外,尋求并實現“點對面”的社交活動同樣是留學生的普遍需求。在我們的樣本中,幾乎所有受訪者都曾在國內有著穩定且緊密的線下社交活動“圈子”,但在來到西班牙之后,他們與相關國內聯系人的社交活動被動局限在了微信朋友圈、網絡游戲、社交媒體等虛擬線上方式之中,這在一定程度上帶來了原有強關系的相對弱化,從而推動了西班牙留學生在社交活動情境中開始更多地轉向在空間、時間上有更多交集的西班牙當地聯系人之間。盡管幾乎每一位中國留學生都曾有被西班牙同學邀請去聚餐或“Fiesta”(派對)的經歷,但對于他們中的大多數人而言,這類活動往往被認為是吵鬧、混亂或是無趣的,不少人在嘗試一次后便主動減少參與。正是這種文化差異的存在,使得與社會網絡中的中國留學生結伴進行線下活動,成為在西中國留學生更普遍的社交選擇。然而,這并非如一些研究所認為的,中國留學生在社會交往圈子方面處于一種封閉的邊緣人狀態。事實上,在不少案例中,中國留學生同樣與當地華僑華人在社交情境中存在聯系,并在各種各樣的線下娛樂活動中形成“搭子”關系,成為不同線下社交活動中的同行者。

            “我的那個華人朋友S,他全家都在這邊了。他自己買了游艇,我們上次一起和他去海上游玩和釣魚,感覺真的很不一樣,大家玩得都很開心,之前從來沒有體驗過?!保ㄊ茉L者30)

            “我和華僑室友會一起出去旅游,比如說之前周杰倫在巴黎的演唱會,我們就是從巴塞租了輛車,我們三個人開車去的,就是我、他還有他對象。因為之前我們住一起,后來他家在海邊買了個別墅,他就邀請我們,周末去他家做飯、烤肉、游泳什么的?!保ㄊ茉L者22)

            “我的社交就是旅游、吃飯、喝酒、蹦迪,還有city walk。J是華僑,我們一起旅游,F和E也都是華二代,一個是做餐館的,一個是導游兼餐館老板,我們約著一起打牌。這些朋友都讓我覺得很開心?!保ㄊ茉L者11)

            在成為中國留學生社交活動中的“同行者”之外,華僑華人聯系人還扮演者“搭橋者”的角色。作為兩個在移民目的、模式與特征上具有極大差異的群體,在西中國留學生對西班牙華僑華人社群大多知之有限,但在社交活動層面同華僑華人聯系人的互動卻為留學生帶來了進入和了解“華人圈”的可能。在某種程度上,這應歸因于這些華僑華人聯系人所占據的正是兩個群體之間的“結構洞”位置,通過他們在線下不同活動中的組織、介紹和引薦,留學生個體往往能夠認識新的華僑華人,從而拓展其在當地社會的人脈,擴大其在西班牙華僑華人社會的“朋友圈”,積累新的社會資本。研究顯示,在信息和資源提供方面,位置比起關系的強弱而言更為重要。在一些案例中我們注意到,在社交活動層面,即使留學生個體與其中的華僑華人聯系人只是保持著“弱關系”,但后者依然能發揮“搭橋”作用,將留學生與華僑華人社會連接起來。正是通過在社交活動中與華僑華人聯系人的互動,留學生的社會網絡得到了進一步的拓展。

            “我在一個當地華人打籃球的微信群里,我和華人一塊兒玩兒。他們中的一個老組織大家一起活動,我一去打球就都認識了。每次打完球,我們老去一個酒吧,里頭都是華人,我們就坐一堆兒,玩兒一會兒。他們老叫我去,就這樣我認識了好多華人。”(受訪者23)

            “我不是參加了這邊華商會球隊嘛,我和兩個華僑關系很好。有一個叫亮哥,他是這個商會的常務副會長。我們一周聯系幾次,因為我們每周是有固定的訓練時間的。亮哥給我介紹了一些老板讓我去工作,他有時候還會搞搞團建,商會里一共200多人,有的就認識了。他們都是我的好朋友和兄弟,也都是我關系網的資源?!保ㄊ茉L者18)

            (三)社會網絡中華僑華人的影響

            在以上的分析中,我們注意到,在西中國留學生社會網絡中的華僑華人聯系人往往能夠在受訪者的學習生活、經濟往來、情感溝通和社交活動情境中扮演不同的角色,為其提供生活學習上的幫助與支持、經濟上的便利與機會、情感上的陪伴與依賴和社會活動中的新體驗與人脈關系,這些都為中國留學生在西班牙的跨文化適應和留學體驗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這些案例也讓我們有理由相信,不僅與東道國學生建立人際關系能夠幫助留學生更好地適應當地生活、提高留學滿意度,與當地華僑華人建立穩定的社會往來也能夠起到相似的作用。當在西中國留學生的社會網絡中有著更多華僑華人聯系人時,他們對西班牙留學生活的體驗會更好,對當地的信息與機會也有更多的了解和把握,在畢業之后選擇在西班牙發展也更無“后顧之憂”。

            為驗證相關假設,我們將個體對西班牙留學生活的滿意程度、對當地機會的感知情況和留在西班牙發展的意愿作為因變量,受訪者社會網絡中的五類主要聯系人即在西華僑華人、中國留學生、西班牙人、其他外國人和國內中國人的數量作為自變量,受訪者的年齡、語言水平、性別、學習層次和在西班牙月消費水平作為控制變量進行了有序邏輯回歸分析,其結果如表1所示。

            從表1中可以看到,在“留學生活滿意度”方面,個體社會網絡中當地華僑華人的數量能夠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這意味著當受訪者擁有更多華僑華人聯系人時,其在西班牙的留學體驗越佳。同時,語言水平也表現出顯著的正向影響,個體更好的西班牙語水平能夠為其帶來更高的異國生活滿意度。在“西班牙機會感知度”上,“當地華僑華人”是唯一具有顯著正向影響的因素,這表明個體社會網絡中的華僑華人聯系人數量能夠正向預測其對西班牙所存在的機會認識。在“留居西班牙意愿”上,“當地華僑華人”和“國內中國人”是唯二具有顯著影響的因素,但影響方向不同:前者為正,后者為負。這表明,當個體社會網絡中的當地華僑華人聯系人越多,其越有意愿留在西班牙發展;而當個體擁有的中國國內聯系人越多時,其留在西班牙發展的意愿將下降。

            整體而言,該結果證實了我們的猜測,即留學生社會網絡中的當地華僑華人聯系人的確可以積極作用于留學生的跨文化適應過程,正向影響個體的留學體驗、機會感知和留西發展意愿,甚至比起東道國群體、中國留學生群體等其他類別的聯系人而言,華僑華人所發揮的影響更為顯著且積極。

            五、結語

            本文呼應“一帶一路”倡議背景下南歐留學新興化的趨勢,以南歐最具代表性的新興留學目的地之一——西班牙為研究切入點,揭示了西班牙華僑華人社群在中國留學生跨文化適應中的獨特價值。研究發現,作為一支不斷壯大的國際移民群體,今天西班牙的中國留學生與當地華僑華人間的互動不局限于現有研究和報道中所體現的“中餐館”和“百元店”層面,其社會關系也不僅僅是偶然的“萍水相逢”,二者之間的社會聯系正呈現出更為密集和多元的趨勢。

            從華僑華人聯系人在中國留學生社會網絡中的呈現情況來看,大部分受訪者報告了與華僑華人社群成員之間存在穩定的互動關系,并且這些聯系廣泛存在于留學生旅居該國期間的各種情境之中,其中不少屬于高強度的“強聯系”。這表明,在異質文化環境中華僑華人不僅與留學生存在普遍接觸,也在他們的旅居生活中占據了具有穩定性的位置。

            通過受訪者的陳述,我們發現,華僑華人聯系人在不同情境下均發揮了重要作用。在學習生活中,華僑華人扮演著關鍵的支持者和幫助者角色,推動了留學生對西班牙社會和環境的不斷適應,減少了學業中的困難和壓力;在經濟往來中,他們為留學生帶來錢款往來便利,提供兼職和工作機會,減輕了后者的經濟負擔;在情感溝通上,他們為留學生提供了情感陪伴與情緒出口,成為其在西班牙“家”的構筑者,提供了精神和內心世界的依賴和安全感;在社交活動中,他們則成為留學生線下各類活動的同行者,在豐富其課余體驗的同時還能在社交活動中為個體“搭橋”,為其帶來當地社會關系,積累社會資本??傮w而言,華僑華人聯系人的雙重身份屬性——制度上的東道國成員與文化上的同籍國成員——既為留學生提供了規避文化沖突的“緩沖帶”,也成為他們對接當地社會的“資源池”。他們能夠以“同族”身份為留學人員提供情感共鳴與安全感,降低留學生的文化疏離,也能以其對當地規則、資源的深刻認知,提供更具操作性的依靠和支持。

            從影響實效而言,本研究的實證部分表明,留學生個體社會網絡中華僑華人聯系人數的多寡能夠正向影響其在西班牙的留學生活滿意度、當地社會機會感知度和在西班牙發展的意愿,其影響廣度與效果均是其他聯系人群體并不具備的。這些發現在肯定了華僑華人群體在留學生社會網絡中的重要作用和價值的同時,也向“東道國同窗主導文化適應”的傳統觀點提出了挑戰。

            在今天的南歐國家,華僑華人正成為留學生跨文化適應傳統理論中應當“增補”和重視的重要群體以及推動中國留學生跨文化適應實踐中的重要力量。未來,相關機構可與西班牙華僑華人社團、組織建立聯系并探索合作,逐步嘗試開展更多面向華僑華人和留學生的活動,包括但不限于舉辦經驗交流會、建立幫助平臺社區、組織實習雙選會等,從而進一步推動二者之間的接觸和交流,將華僑華人“雙重身份”所帶來的跨文化資本轉化為教育國際化中的制度化資源,為優化海外留學生支持體系,提升其生活體驗、增強留學實效、加速釋放中國留學生文化紐帶潛能提供支持。

            (摘自:王子剛、彭楚雯:《華僑華人在南歐中國留學生社會網絡中的呈現、作用與影響:基于西班牙的考察》,《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25年第3期。注釋從略,如有需要請參見原文。)

            (責編:李慧博、張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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